清華是中國最糟糕的大學
2017/10/15 民報 余杰[img]https://img-s-msn-com.akamaized.net/tenant/amp/entityid/AAu0SM8.img[/img]
《尺素情懷：清華學人手札展》清華學校師生在討論問題，左二為周培源，左三為孫立人，右側戴眼鏡者為梁思成。圖／截自香港城市大學新聞網
在由香港城市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合辦的《尺素情懷：清華學人手札展》的網頁上，有一張珍貴的老照片：那是20世紀20年代初，5個風華正茂的清華學子圍坐在一起談天說地。他們有的身穿飄逸的長衫，有的身穿筆挺的西裝，腳上都是鋥亮的皮鞋。他們的額頭光潔，頭髮茂盛，眼睛明亮，身材修長，臉上充滿自信和樂觀的表情。他們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青年人，即將奔赴大洋彼岸留學，並希望學成之後將各自的學識和能力貢獻於正在掙扎着走向現代化的古老中國。
這5個人中有3個人被辨識出來，他們是：梁思成、周培源、孫立人。這3個人日後都鼎鼎大名，其人生之路雖有光環與鮮花，更多卻是荊棘和風雨：梁思成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為傑出的建築家和建築史家，向美軍提供資料讓日本古城京都和奈良避免被夷為平地的悲劇，卻無法阻止暴君毛澤東摧毀北京的城墻和四合院，文革期間被當成「反動學術權威」和「複古」典型，受盡屈辱而死；周培源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跟隨愛因斯坦學相對論，以物理學家的身份任教和任職於與清華一墻之隔的北京大學，文革期間被北大造反派頭子聶元梓冠以「周白毛」之名百般羞辱，學術研究長期荒廢，雖然活到101歲，晚年卻辛酸地哀嘆說，「這一輩子不是我所追求的」；孫立人留學美國普度大學和弗吉尼亞軍校，成為中國最優秀的將軍，也是惟一在戰場上消滅了一整個日本精銳師團的「東方隆美爾」，到台灣後卻因功高震主，受到蔣介石父子的猜忌，以莫須有的罪名解除兵權，軟禁33年，直到台灣解嚴才獲得平反，平反2年後就去世了。這3個傑出的清華人的悲劇命運，生動地折射出這所美國人以單純而天真的理想主義幫助中國創建的大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國的動盪、戰亂和政治運動中尷尬的境遇。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清華所象徵的英美現代化之路被全盤否定，清華從自由主義和西化的大本營不由分說地被改造成「紅色工程師的搖籃」。換言之，雖然學校的地址沒有變，但清華不再是羅家論、梅貽琦的清華，而變成共產黨的清華，這一改造是如此的徹底，使得今天的清華大學堪稱共產黨最放心的「第二黨校」，清華學生中黨員比例之高，師生中黨組織之活躍，以及躋身共產黨最高層領導層的清華畢業生數量之多，沒有任何一所中國大學能與之媲美。即便歷史比清華更悠久的北大，也只能以「大清天下北大荒」來自嘲。那麽，清華的這場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如何完成的？在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以及文革之後至今30年這3個不同歷史階段，作為「精英的熔爐」的清華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美國學者安舟（Joel Andreas）在《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一書中，準確而細緻地回答了這些問題。安舟指出：在文革以前，清華作為中國第一名的工程技術大學，一直承擔着培養紅色工程師的任務。「技術官僚治國」的觀點在清華盛行。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極左派認為，城市知識分子是異類，技術官僚當權是對革命的熱月反動。在文革期間，清華是首當其衝的目標，毛派遣工人和軍人到清華推行激進教育實驗。毛死後，清華又重新成為培養「技術過硬、政治可靠」的幹部的最高級機構；而這樣的「紅專幹部」是新政權所需要的，這個新政權已寄希望於技術專家治理中國的未來。無疑，清華史是中國政治史的縮影，正如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對此書所作的評價：「安舟深入探索了中國政治研究領域近年來常被忽視的權力結構問題……此項關於在中國建立和培養一支精英技術官僚隊伍的研究，就如同一部講述共產主義革命興衰的編年史。」
[b]蔣南翔的清華與毛澤東的清華[/b]
或許因為本書以文革時代的清華爲中心，所以對1952年的「院系調整」輕輕一筆帶過，其實，「院系調整」才是清華厄運的開端。在上世紀20年代，清華國學院有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四大導師，讓北大甘拜下風；此後，清華在文史哲領域招兵買馬、羽翼豐滿，比如蔣廷黻時期的清華歷史系人才濟濟，當時的學生陳之邁感嘆說：「這個歷史性的陣容堪稱當時海內第一。」然而，經過「院系調整」之後，清華的人文社會科學被合併到其他大學，清華不再是一所溫潤丰厚的綜合性大學，而淪為一所僵硬單薄的工程學院。
北平尚未陷落，城外的清華園就有解放軍進駐。由此，清華的梅貽琦傳統，也就是英美自由主義的傳統，被共產黨用暴力手段連根拔起。然而，此後清華的發展方向並未定於一尊，清華堪稱「學術與政治兩大選拔認證制度衝突的首要聚焦點」。清華所面對的歧路與爭議，正是中共黨內路線鬥爭的延續：毛澤東的路線是以階級鬥爭的方式消滅階級分野，建立一個太平天國式的、原教旨主義的社會；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路線是仿效蘇聯的工業化運動，重用技術專家，發展出某種可控制的資本主義與有彈性的社會主義的雜交體。這兩種路線中，都需要清華扮演某種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文革前長達14年時間里，作為劉鄧治國模式在高等教育界的代表，蔣南翔這名「129」學運領袖、沒有拿到清華畢業證的清華學生，成了新清華的「土皇帝」。特別是在1960年代初，蔣南翔既是清華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同時又兼任中國高等教育部部長時，他在清華大學享有不容挑戰的個人權威。「他是個威嚴的領袖，有著強烈的個人意志，又嗜好秩序與紀律。」蔣南翔在全校大會上講的格言是：「聽話，出活。」這4個字取代了清華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對於工程師來說，只需要「聽話，出活」，「獨立」和「自由」是多餘的東西，甚至會帶來致命的危險，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數百名清華人，就是因為太獨立和太自由了。
在蔣南翔時代，清華的黨組織被形容爲「永不漏氣的發動機」。蔣南翔毫不留情地清除異己，安插親信。他傾心於從自己的政治圈子裡培養的人中選取教師和幹部，那些被挑選在大學當行政幹部和政治幹部的清華畢業生，被稱為「清華牌幹部」，他們以強烈地忠於蔣南翔及清華黨委著稱。清華成為蔣南翔及其代表的官僚集團牢牢掌控的「私家花園」，就好像文革初期毛澤東形容彭真控制的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然而，蔣南翔的清華並非固若金湯，而只是沙灘上的城堡罷了。當遇到來自外部更高層的壓力，尤其是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壓力時，這個「獨立王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毛澤東利用造反派打倒官僚集團，利用激進派打擊穩健派，然後迅速拋棄造反派，命令工人和軍人佔領大學。派駐清華的「工宣隊」由5000多名工人和100多名軍官組成，他們建立新的秩序，並創建新的領導機體。而清華的大部分幹部和教師被送到江西農村的「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以毛澤東的想法重組的清華，是學生監督老師的清華，是取消考試和專業訓練的清華，是體力勞動比腦力勞動光榮的清華。
但是，毛澤東的清華無法長久維持下去。隨著毛的肉體生命的終結，文革也走向了失敗。鄧小平復出後，宣佈放棄鏟平階級之事，毫不含糊地認可文化資本的價值，接納昔日知識精英，並進而把中共改造成一個技術專家治國的黨。安舟用具有諷刺意味的筆調描述道：「現在，知識分子在歡呼聲中擁戴鄧小平，這個在20年前的反右運動中組織了迫害異端知識分子的人，成爲了他們的救星。黨組織和教育制度重新得到整修，紅色專家被迅速推舉到領導崗位，取代了老資格黨農民革命家和工農幹部。」那時，人們因為高考的恢復而歡呼雀躍，誰也不會想到1989年的鄧小平會比反右運動時候還要兇殘，乾脆直接命令士兵向學生和市民開槍 。
[b]文革風暴中的「工農民學員」[/b]
本書有一個專門的章節論述所謂「工農兵學員」的來龍去脈。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多次的政治運動中，工農兵這三個階層被認為是最徹底的無產階級，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具有「革命先進性」的階層。在政治運動的宣傳中，工農兵常作為正面褒揚的角色出現，和地富反壞右相對立。1970年6月27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北大、清華率先招收工農兵子女入學。
這份《報告》提出，招生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具體規定爲：學制根據各專業具體情況，分別為2至3年，另辦1年左右的進修班。學習內容設置「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各科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學生條件為選拔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本書引用官方材料揭示了1970年清華招收的工農兵學員又低又不均衡的教育水平：超過百分之九僅讀過小學，百分之六十八的僅上過初中，不足百分之十九的上過高中。
「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和教育模式一直延續到1976年，1977年文革結束、高考恢復，「工農兵學員」走入歷史。安舟指出，取消大學入學制度，代之以「群眾推薦」的制度，這是文革10年的教育改革中最重要、也最具爭議的一項。其實，名為「群眾推薦」，在大多數情況下，「單位的大權，掌握在黨的幹部手中，他們對其屬下的生活有大量的控制，而推薦的制度給他們的權力以更大的施展空間」。所以，「推薦制度」比考試制度更不公平，更容易滋生腐敗。
作為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的習近平，其教育程度僅爲小學水準，他剛剛上一年初中，正規的教育就被迫中斷，然後到延安鄉下當知青。那麽，習近平為何能成為「工農兵學員」呢？真的是因為他在農村的表現有多好嗎？習近平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一文中回憶說：「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全分給了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你讓我上就上，不讓我上就拉倒。縣裡將我報到地區，縣教育局領導仗義執言為我力爭。清華來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請示學校……當時，我父親下放的洛陽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開了這麼個證明，就上學了。走的時候，當地還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別羡慕我。」習近平在這段回憶中凸顯了牛氣沖天的「非清華不上」的志向，其實他故意隱瞞的事實是：如果在此前幾年，習近平是「黑五類」子女，不可能入選「工農兵學員」；而到了1976年，毛澤東死去，「四人幫」倒臺，習仲勛平反在望，習近平才迎來入選「工農兵學員」進入清華、改變命運的機會。所以，不是習近平本人有多麽聰明或勇敢，而是當時中國的政局已發生劇變，他的父親即將重新掌權。既然當年是「一人倒霉，全家蒙羞」，今天當然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那個爲習近平「據理力爭」的教育局幹部，顯然也是嗅到變化的政治氛圍，否則小小的地方官員怎麼敢爲了一個黑幫子女而犧牲自己的仕途？
由於原來的教育程度太低，勉強入學的「工農兵學員」不可能完成老清華時代嚴格的專業教育。而此時新清華的教育模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紅」壓倒了專，一「紅」可遮百醜。毫不誇張地說，「工農兵學員」是清華有史以來水準最差的學生，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羞於談及這段經歷。且不說他們的專業程度如何，他們的精神世界、文化素養和思維方式，都深刻地打上毛澤東時代的烙印，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脫離於世界文明的主潮之外。最為不幸的是，隨著習近平及其同僚登上中國最高層領導的職位，一個可怕的「工農兵學員治國」的時代到來了，他們把中國帶往黑暗的深淵。
[b]清華畢業生是共產黨的青年近衛軍[/b]
安舟在最後三章「重建紅色資本及文化資本的基礎」、「紅色工程師們的勝利」「技術專家治國與資本主義」當中，描述了文革後的清華如何鹹魚翻身、重振雄風，成為「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中流砥柱。確實，「清華的畢業生很快登上黨和國家層級體制的頂端」，在胡錦濤時代和習近平時代，不僅最高領導人畢業於清華，而且共產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清華畢業生的比例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一所大學。清華人憑藉其紅色工程師的身份，在體制中遊刃有餘。清華大學在百年校慶的宣傳資料中公開炫燿說，300多清華畢業生擔任了國務院的部長和副部長，數以千計的其他人擔任了工廠廠長、局長、市長、省長、地方上及省的黨委書記。由於這麼多清華校友攀上政治體制的最高峰，他們被集體地稱為「清華幫」。清華的畢業生雖然未組成政治派別，但許多人傾向於提拔自己的校友。「隨著更多的校友掌控權位，清華文憑的價值穩步上漲。」
那麽，1949年之後，清華人對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的貢獻，究竟是正面為主，還是負面爲主？或者更明確地追問：清華人鞏固了共產黨政權，還是削弱了共產黨政權？清華人算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嗎？知識份子的職責，是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向同時代人講述、分析本時代最重大的問題，不媚權、不媚俗，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不當官和商的幫忙和幫閑，也不當大眾的幫忙和幫閑」。美國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學者馬克・里拉指出，20世紀政治的唯一問題就是「暴力和暴政」的肆虐，所以他將知識份子對暴力和暴政的態度，作為判斷的關鍵性標準。在此意義上，絕大部分技術與價值分裂的清華人都不是知識分子，或者說他們主動放棄了知識分子的責任，他們助紂為虐，爲暴力和暴政添磚加瓦，並樂此不疲。
在清華百年校慶時，唯一一點點微弱的批判聲音，是一個在讀的女生蔣方舟發出的。蔣方舟在一封公開信中批評說，「大學成了掠奪政治資本的地方」。她如此描述說：「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幹部們做事，與教育和世俗標準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過交道，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一百年不動搖、一百年不懷疑；他們青出於藍地運用官場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蔣方舟在接受《金融時報》的採訪時更直抒胸臆：「我大一的時候可能還覺得：天哪，這個學校怎麼是這樣的。當時還處在一種震恐的狀態，覺得大家都是一種做『當代領導人』的心態、做統治者心態，這是讓我比較害怕的。我覺得處於一群『青年近衛軍』的包圍之中。現在我已經接受了他們很保守、價值觀很封閉和堅固這個事實。」她認為，清華人不是被強制的，而是「自覺維護」現存體制，當她想談一些社會問題時，很多人的回應都是「中國不能亂，亂了以後怎麼治理」。他們是在自覺維護一種秩序、和平和穩定。這樣的心態在內心裡異化，最後言行合一，不敢逾矩。
安舟在本書中驗證了蔣方舟對清華人與中共獨裁體制之間的緊密關係的觀察：「清華校友網絡中最有權勢的成員，從他們在中共的職位上獲取其權力。當他們還是清華黨組織的學生黨員時，就開始建立關鍵的聯繫；他們圍繞着執政黨已經培育的個人網絡，組成了實體化的政治資本。其他人則主要從其掌握的經濟資本及其已經培育的商業網絡，來獲取其權力。這些政治的及經濟的網絡，圍繞着一個學術的機構旋轉的事實，揭示了在今日中國，把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及文化資本凝聚在一起的這些關係鏈接有多密集。」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與其他大學一起走上街頭的富於理想和激情的清華學生，在今天的清華校園裡不復存在。或許，他們還在，但已經以「今日之我」全面否定了「昨日之我」，轉而積極支持共產黨政權，並成為利益共同體中的一部分。或許，只有到中國實現民主化的那一天，教育和學術的獨立實現的那一天，清華才能重新找回梅貽琦的傳統，成為一所讓人尊敬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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