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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打破成王敗寇的迷思

【聯合報╱社論】 2009.09.30 04:26 am  
  
明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再過兩年,則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

一九四九年,是兩岸分裂分治的開始。一九四九年的國共內戰,其實是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降中國內憂外患的總結;其中,一九一二年是帝制與共和的對決,共和勝;接下來是內外交煎的民國,苦苦撐持至對日抗戰慘勝,到了一九四九年,則出現民主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決,結果共產黨政權席捲大陸,國民黨政權撤至台灣。

一九四九年在本質上是軍事鬥爭的勝敗。當年,國共雙方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大體上只是裝飾軍事鬥爭的口號;國民黨未行「民主」,共產黨的「共產主義」也只是學運、工運,與「殺地主/分田地」的皮毛而已。國共的勝敗,其實不在「主義」的是非正誤,因為當時兩邊的「主義」皆只是「標語」;主要的勝敗因素在於:國民黨是被鴉片戰爭至抗日戰爭蹂躪得不成形狀的中國之主政者,而共產黨當年唯一的任務就是叛變。

不過,當年國共鬥爭用於號召全民的真正主題,卻是「主義」,也就是「中國何處去」的問題。軍事鬥爭雖分出勝敗,然未在「主義」上分出是非。這個大是大非,反而在六十年後的今天看得比較清楚。

其實,毛澤東一輩的共產黨員,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或是粗識共產主義而惡意誤用了共產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三反、五反、反右整風、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接著又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試問:這就是共產主義嗎?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就是憑著這樣的共產主義而贏得了國共戰爭嗎?

勿以勝敗論英雄,勿以勝敗論是非。國民黨政權失去大陸當然有諸多必須自負的責任,而不能全盤歸諸「自鴉片戰爭至抗日戰爭」云云,且國民黨在台主政也有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等汙點;但是,現今的台灣在民主法治上的成就,如直選總統、如政黨輪替、如法院對犯罪的總統判刑,以及六十年來始終以自由經濟為主軸,這卻不啻是大致體現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從自強、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國共內戰,中國幾代人物所追求的政經境界。台灣在實現自由經濟上較大陸改革開放至少早了三十年,在解嚴實現全盤徹底的民主政治上則至今已早了二十一年,何況六十年來台灣皆在「漸進民主」的軌道上,而大陸連民選縣市長亦尚不知在何年何日。

也許有人說,台灣這麼小,不算什麼;但是,新加坡小,瑞士也小;何況,台灣六十年來的處境如此窘促艱難,卻能實現自由民主。不因勝敗論英雄,當然更不能因形體大小論是非。

六十年前見軍事勝負,六十年後論政經是非。北京政權現在被西方世界喻為「開明專制」,這是中共極大的進步。畢竟,土高爐不是「賽先生」,「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德先生」。今天真正可能使「中國人民站起來」的不是毛澤東那一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共產黨,亦即不是一九四九年以武力打敗國民黨那一批共產黨;而是鄧小平及其後兩個梯隊的共產黨,也就是政經腳步愈來愈像台灣的這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因「主義」分歧而你死我活的國共兩黨,如今卻皆在朝往政治民主及經濟自由的同一軌道上。只是,在這個方向上、路線上,台灣畢竟比大陸領先了好幾步;而且,應可斷言,北京必須愈來愈朝向民主自由,愈來愈鬆綁「四個堅持」,始有可能真正「和平崛起」。

一九四九年已遠,時至今日,兩岸關係愈發不可能用軍事解決,而必須用民主自由的法則來解決各自內部的問題及兩岸的問題。如果北京方面仍認為兩岸問題是「中國問題」,就不能再以武力論勝敗,而必須用民主自由來論是非。相對而言,台灣方面亦應自覺,當台灣落實民主自由的政經成就,能成為整個中國的參考架構,台灣始可能在兩岸關係中維持「不統不獨/亦統亦獨」,並找到不以武力而以「主義」立足的利基,台獨反而是台灣最脆弱的政治戰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最值得慶幸的是「毛澤東的共產黨」蛻變為「鄧小平的共產黨」;兩岸關係也因民主自由的思潮取代了共產主義教條,而到了應當訴諸是非、不可訴諸武力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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