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成功」的防疫政策為何難以被其他國家複製

edushare

2020/4/25 賴姿蓉／換日線專欄

究竟是他國「佛系防疫」還是我們不懂差異？談「台灣成功」為何難以複製

台灣的防疫實力與卓越表現已成為世界話題，外媒體相爭報導。而在台灣驕傲的同時，新聞媒體與名嘴們也為他國冠上了「佛系防疫」的帽子，並對不同於我國的防疫措施及成果做出大量批評。

台灣防疫的成果固然值得喝采，然而，退一步看，台灣的這套防疫，放置到國外真的行得通嗎？國外防疫措施與我國的不同，真的只是如同部分報導批評的，主事者不夠重視而已嗎？透過本文，筆者想從文化差異和公衛政策的角度，釐清相關報導中被大量誤解的觀念。

西方文化重視自由，唯恐隱私被侵犯

台灣防疫模式結合數位科技是成功的關鍵──包括藉由完善的健保資料庫與移民署出入境管理系統的結合，讓醫療人員可以立刻知道就診患者的旅遊史及風險，以及 GPS 定位進行電子監控，以確保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措施執行。

對此，法國媒體在報導中直言：「這種政策在我們這崇尚自由的國家行不通。」

而筆者的德國友人，更在看完台灣防疫模式的報導後，好奇地問：「用 GPS 追蹤？不會有隱私權問題嗎？人民可以拒絕嗎？」

是的，歐盟對於隱私權等倫理議題的重視程度極高，訂有完善法令以約束國家機器，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從世界各國以數位監控城市的排名來看，榜上只有英國在地理上屬於歐洲（已於今年脫離歐盟）。

而近日英國學者對於以 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國國家醫療系統的總稱，類似台灣的全民健保，具體差異可參考本文）結合數位追蹤的防疫策略已提出警告：「沒有注重用戶隱私的資安配套終將失敗」，擔心應用程式將被「再利用」，導致不必要監視和歧視等社會安全議題。

請注意：這裡並非指控任何進行數位防疫的國家不夠謹慎，而是要強調面對相似的防疫措施，不同文化的人民，直覺的反應和考量的面向、優先次序均會有所不同。

從上述質疑和警告，多少可以窺見西方文化中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他們重視個人自由，相信《契約論》精神，也更留心政府的作為無論立意如何，是否會有侵權之虞。而這一點，同樣可以從近日美國部分民眾，抗議政府封城限制自由中看出。

台灣人「儒性」堅強，犧牲個人成就全體

反觀台灣的社會文化，剛好和西方相反：總是東一句「不好意思」、西一句「麻煩你了」──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我們重視禮貌，凡事以不造成別人麻煩為前提，同時熱心服務，盡可能帶給別人方便；更善於營造「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氛圍，成了本次防疫的優勢、更是「居家檢疫」搭配里長或里幹事進行「健康關懷 14 天」的政策能順利進行的原因之一。雖然我們平時常開玩笑地稱台灣人為「刁民」，但其實人民在遇到重大事件時，堅強的「儒性」讓我們相較歐美人民，比起本能的質疑，更快接納所謂的「非常時期，非常作法」。

也許是 17 年前 SARS 的教訓、也可能是長久以來遭受國際社會排擠，而這次的成功終於讓我們驕傲地抬頭挺胸──種種因素都讓我們台灣人甘願乖乖聽從國家的指示，犧牲自我的自由度以換取社會安全，甚至「雞婆」的當起「守門員」。不同民族性之間沒有優劣，但確實在疫情之中產生了不同的效果。

口罩政策的差異，來自實證主義和資源落差

台灣防疫的另一項成功，在於及早宣導防疫觀念──包括勤洗手與戴口罩，更由國家介入統籌分配口罩資源。然而，儘管疫情已經如此嚴重，我們卻會發現：在台灣以外的許多國家，未能確實制定或落實「戴口罩」政策，這讓對於「生病就該戴口罩」觀念習以為常的我們，感到不可思議。

追根究柢，歐美國家的公衛觀念，向來講求科學實證。以英國為例，早在疫情爆發前已有國衛院（NIHR）、健康照護研究院（NICE）和英國 NHS 研究發展計劃下的 CHAIN 等，多項研究單位致力於實證醫學（EBM，evidence-based medicine），並據此發布相關建議與指引。其中，「戴口罩」的證據搜集，也是一個廣受重視的議題。

從系統性文獻回顧（Systematic review）的結果來看，大多數的研究都會得出「以目前的證據，尚無研究指出戴口罩具顯著保護，洗手才具有顯著差異」的結論。然而，這些臨床試驗（RCT）中，並未有如此次 covid-19 病毒可透過氣溶（aerosol）傳播設定的證據。

若就傳染力來說，的確飛沫傳染的機會遠小於接觸傳染的可能，手能觸及的病毒可能來自感染者數小時前所留下；因此在疫情爆發之初，許多歐洲國家的民眾都認為，只有「有症狀的人」才需要戴口罩，而非所有人都戴口罩，這也是西方公衛研究及政府的主流建議。

不過，隨著病毒的變化和研究的增加，covid-19 已被證實可在潛伏期（Incubation Period）無症狀時即具傳染力。因此，目前歐洲幾個國家也已根據科學研究的最新結果改變建議：戴口罩雖然無法完全免於感染，但可能對於避免潛在風險、無症狀者的傳染有一點幫助（註）。

儘管如此，目前歐洲防護物資缺乏，並無如台灣口罩透過中央分配的配套措施，甚至很多國家也不具備自行生產口罩的條件──若直接表態戴口罩有效，或是全面實施戴口罩政策，反而會排擠前線醫護人員的可用資源。在資源不足、甚至連在路上監管人群的警察也沒有口罩可戴的情況下，各政府只能依據各自的條件，發展不同的防疫建議。

防疫需因地制宜，而非統一標準

在目前主流的公共衛生研究中，認為所有公衛政策的執行，均需因地制宜、符合當地民情；換句話說，姑且不論孰優孰劣，在台灣有效的防疫措施，在西方國家不一定可執行；就連歐洲各國也因文化和社會結構的不同，而在防疫上採取不同策略，無法一概而論。

以歐洲疫情最早爆發的義大利為例，其老人人口比例超過 20%，而許多孩子在放學後又由祖父母照顧，是造成高死亡率，且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正因如此，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並未立刻關閉學校──考量歐盟法律規定，13 歲以下孩童不可獨自在家，若無預警關閉學校，將暴露小孩與老人於風險之中，甚至影響身為醫療工作人員或其他防疫前線人員的家長，必須請假在家照顧孩子，造成公衛人力的流失。這些細節的考量，都牽涉每個國家社會當下應對的環境，沒辦法向單一標準看齊。

「群體免疫論」，並非希望大家都生病

最後，會造成我國對英國等國家有「佛系防疫」印象的一大主因，來自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學者們所提出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論。筆者發現，外界對於這個論述的解讀，似乎存在著很大的誤解──它不是一種政策，而是一種狀態。一般的公衛體系或者疫苗系統，都是建立在群體免疫的概念之上（所以過去才會有針對某個特定疾病，要求全民接踵疫苗的政策），但卻被誤解為英國的政策是「希望有愈多人生病愈好」，似乎有些導因為果。

讀者要注意的是：歐洲的大流行情況相較台灣，早已錯失黃金時期，所以歐洲大致上防疫的策略並非「找出所有感染者」，而是採「阻絕傳播」、降低 R0（也被稱為「基本再生數」或「基本傳染數」，指一個人感染病毒之後，可以傳染給身邊多少人），透過隔離與檢疫政策，降低感染速度，爭取時間讓公衛系統可以順利消化它。

從 David Spiegelhalter 對於 covid-19 死亡風險的預測模型來看，Covid-19 造成的死亡結構和一般自然死亡結構呈現的是相似的 J 型（隨著年齡增加而死亡風險增加）──簡單地說，COVID-19 造成的死亡，就像將一年的死亡風險打包成一兩個星期發生一樣，而這也是為何公衛醫療系統會難以負擔。尤其英國相較於歐洲鄰國，每萬人口能分配到的 ICU 病床數甚低，若還要和台灣一樣採取「全面圍堵」，不僅不切實際，也難以達到防疫效果。現行作法與其簡化為「進化論」，不如說是因時制宜。先前採行相似防疫策略的德國，目前的 R0 已降低為 0.7，周一將漸進式恢復開放。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目前正著手於從康復患者血漿中尋求抗體，提供給感染患者以抵抗病毒的試驗，不論是開發疫苗還是血清抗體防禦，目前仍處於研究階段，達到群體免疫的證據還太少，亦無法確定有抗體是否能代表就免疫，如同流感，今年得了、明年一樣可能再感染。目前對於此冠狀病毒的變異，只知道 RNA 基因組非常大，意味著它們的變化速度不如流感那麼快，這對疫苗開發可算是好消息， 但是仍然需要更多資訊以確定疫苗可能的有效時間。

享受台灣防疫成果，無須輕率批評他國

綜上所述，論者當然可以主張因為台灣人的文化、防疫經驗、政府的迅速反應與民眾的高度配合，讓我們能掌握防疫的黃金時期，即時圍堵病毒，發展出和歐美國家截然不同的防疫進度。然而，在享受台灣優秀的防疫成果之時，也應避免在不夠了解各國差異的情況下，直接粗糙地將他國打成「佛系防疫」。畢竟，無論此刻各國採取什麼策略，我們共同的願景，都是希望疫情早日終結，回歸生活的常軌。

最後，衷心盼望全球各國都能盡早戰勝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