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瑞典真人圖書館 借人，不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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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記者梁玉芳、陳柏亨／丹麥、瑞典報導】


「真人圖書館」二○○九年在哥本哈根的活動海報，一群「真人書」義工站在書架上，如同書本，等待讀者借閱。左二是脫衣舞孃羅莎，就站在紅髮龐克女孩與黑長袍穆斯林婦女之間。 記者梁玉芳、陳柏亨／攝影


瑞典馬爾摩市立圖書館「出借偏見」，借你一個真人，陪你談談偏見，辦好借書手續，讀者與書坐下暢談卅到四十五分鐘。 記者梁玉芳、陳柏亨／攝影


圖／聯合報提供

聯合報慶祝創刊六十周年，為讀者規畫「借鏡國外，提升台灣」國外採訪系列專題，並以數位匯流的方式呈現報導，邀讀者一起走向新媒體時代。

超級強震再度找上日本，甚至引發海嘯的複合式災難，在嚴酷的環境下，日本人依然保持鎮定、理性，因為他們靠著訓練有素、準備周全與天災和平共處。

感謝中國信託贊助此次國際採訪計畫，長榮航空提供交通協助，與國人放眼世界，關懷台灣。

「你對人好奇嗎？來借本真人書（living book）吧！」「你想認識我們嗎？請借閱我們。」在瑞典馬爾摩市立圖書館摩登的大廳，立著大型看板，對讀者提出另類邀請。

歡迎讀者閱覽的，不是「只能看、不會說」的沈默書籍，而是會走動、會回話的真實人類。

真人書單 多承受汙名者

這裡的「真人書單」豐富，包括：伊斯蘭教長、金髮女郎（誰說她胸大無腦？）、厭食症患者、跨性別裝扮者、愛滋帶原者、或是靠翻撿垃圾過活的「垃圾掏客（dumpster diver）等等。跟圖書館裡的其他書籍一樣，建有「圖書目錄」，但幾乎都是承受社會汙名、引人好奇的人口類別。

「每個人就是一本書，而且開卷有益。」圖書館員瑪格麗塔‧斯古德說。這是圖書館近年提供的「出借偏見」服務，因為「面對面溝通，就是消除偏見與歧視的開始」。

例如，愛滋帶原者尤金‧永森最常面對借閱者的提問是：「如果跟你同桌吃飯，我會被傳染嗎？」在歌劇院工作的服裝設計師永森一次次解釋：「不會，愛滋病毒是經由血液和體液傳染的。」打了唇環的他，和同事一樣吻頰問安。「我感謝提出問題的人；問了，誤會就化解了。」有婦人擁抱永森，感謝讓她「知道如何和感染愛滋的朋友相處」。

瑪格麗塔說，當你跟真人書面對面坐下，問出所有平日看不慣、不易啟齒的問題，聆聽答案，理解對方的獨特及想法，你也就閱讀了一個人的人生。最好 在閱讀之後，有一部分的你因此改變，這世界的偏見與歧視濃度也跟著稀釋。

這樣深具創意的「出借偏見」計畫，是由卅分鐘車程之外的丹麥哥本哈根跨海而來。

哥本哈根 圖書館發源地

「真人圖書館（the Human Library）」組織總部位於哥本哈根，是由丹麥人羅尼‧艾柏格與四個朋友創設。「一切由一樁暴力攻擊開始。」卅八歲的艾柏格說。

一九九三年，他們都還年輕，一位朋友因族群問題遇刺重傷，幸好活了下來。原是丹麥與摩洛哥混血的艾柏格與朋友在震驚中，思考種族衝突議題。後來成為記者的艾柏格發現，許多暴力起於歧視與誤解，唯有對話與理解才能促成相互包容；「真人圖書館」是行動的最終產物，於兩千年成形。

唱作俱佳的艾柏格舉例說，許多歐洲人不喜歡穆斯林移民，「即使根本不認識，也能說出一大堆缺點」；但如果巷口就住了個穆斯林，你們每天道早安，還一起踢過足球，「你馬上會說，喔，這傢伙不錯」。他深信，「真實接觸」是理解的第一步。

真實接觸 理解的第一步

卅一歲的瑪密特‧那哈帝阿尼是成功的房地產商，他在丹麥「真人圖書館」的分類是「難民／穆斯林／前不良少年」。六歲那年和母親、姊姊由伊朗來到丹麥難民營，上學總是穿別人捐的二手衣，他不知道他遭同學聯手霸凌、倒栽蔥塞進垃圾桶，是因為他的膚色、宗教、長得瘦小、太窮酸，還是以上皆是。

「滾回你的國家去！」是殺傷力很大的話，瑪密特說，在公車上，老婦人竟然對八歲的瑪密特這麼說，瑪密特永遠記得那種傷心，「只能累積憤怒」。

當社會像他這樣的憤怒移民多了，男孩開始結夥鬧事；直到他效法由難民當上牙醫的母親、重拾書本，以成功證明自己的正當性。他說，社會對移民總是質疑，「我希望改變世界對人的看法，所以我成為一本書。」

「無知造成恐懼」是艾柏格深信的原則，也是他跨國「打書」的動力。歐洲議會是「真人圖書館」最大經費支持者，至今曾在近卅個國家辦過活動、甚至設立分部或連絡處，除歐美之外，觸角也深及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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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29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陳柏亨／丹麥、瑞典報導】


羅莎‧費爾曼、陳柏亨／攝影


戴上眼鏡的羅莎，現在是鐵路局員工，看不出當年脫衣舞孃的模樣。 記者梁玉芳、陳柏亨／攝影

「什麼書／人最熱門？」「真人圖書館」創辦者羅尼‧艾柏格說，這是他最常被問的問題，不同的國家會有相同的歧視，也有各自的獨特偏見，所以「借閱率高的書，反映當地社會的偏見」。

舉例來說，兩千年在丹麥舉辦第一次「真人圖書館」時，最受歡迎的「真人書」是年輕的阿拉伯穆斯林女孩；二○○二年，匈牙利「讀者」最好奇的是則是「前右翼極端分子」。到了葡萄牙，卻是「難民」最常被借閱，英國人則是想了解「遊民」以及「前幫派分子」。

羅莎‧費爾曼絕對是丹麥「真人圖書館」的「暢銷書」之一，歷次活動中她的「借閱率」最高，因為她曾經是脫衣舞孃。

「一般人生活裡哪會認識一個舞孃？但我們心裡卻絕對好奇，而且存有對脫衣舞孃的價值判斷。」真人圖書館創辦人羅尼‧艾柏格說。

十八歲那年，羅莎在丹麥哥本哈根看見一則求職廣告：「想要快速賺錢，而且免稅嗎？」她心動了，於是她成了希臘塞薩洛尼基小島觀光旅館中的脫衣舞孃。

從此，她晝伏夜出，晚上穿上五吋高跟鞋，裸著上身為客人的熱切眼光舞動。「我告訴爸媽，我在地中海這邊的工作是摘橘子；他們反問：是摘哪種橘子，給這麼高的工錢？」她自嘲。

「為何甘心淪為性對象？」

羅莎說，在「真人圖書館」她最常被問的問題是來自女性：「妳為何甘心淪為性對象（sex object）？」她解釋：「這與性無關，而是與錢有關。」她不在乎脫衣，卻不從事性交易，那是她給自己設的底線。

也有幾次高中女孩「借閱」時，告訴她，以後也要當脫衣舞孃。「千萬不要！這絕對不是好主意！」羅莎告訴女孩，那是充滿烈酒與毒品的環境，那些年，她雖然賺錢容易，卻沒有一天回家時是清醒；她不碰毒，卻親眼見過許多朋友沉淪，更目睹第三世界女子遭「人口販運」到希臘賣淫的慘境。

見過太多醜惡，直到廿九歲那年，有天她清醒過來，心想：「我就要卅歲了，我在這裡幹嘛？」

於是，她當下買了機票，在當了十一年脫衣舞孃之後，回到哥本哈根。她成了丹麥鐵路局的員工，與男友育有兩子，也加入「真人圖書館」成為活躍分子。

如今坐在對面的羅莎，不再穿著丁字褲和高跟鞋，而是套上胸前寫著「請借閱我」丹麥文的大Ｔ恤，她是打擊歧視的熱血義工；只在「真人圖書館」的宣傳海報上，她再次粉墨登場，露出半裸背影，就站在一名紅髮龐克及身穿全身黑罩袍的穆斯林婦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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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29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戴頭巾的亞斯敏走在哥本哈根街頭，有時也會引來注視眼光，那是隨著頭巾而來的。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即使是在國際都會如丹麥哥本哈根，廿歲的亞斯敏‧羅札葉‧歐斯德仍然能感覺到，伴隨著她穆斯林頭巾而來的眼光與標籤。

「妳丹麥文說得真好？」一位老太太忍不住問她。「那是因為我『就是』丹麥人。」亞斯敏的回答有些無奈。

摩洛哥爸爸加上丹麥籍媽媽，在哥本哈根出生長大，亞斯敏從沒懷疑自己「不是」丹麥人；但當她十八歲起，決定遵循父親的穆斯林信仰，女子戴頭巾那天開始，在陌生人眼光中，她似乎突然不再是「丹麥人」──旁人對她的態度因一方頭巾丕變。

這似乎是亞斯敏在自己身上施行的一場社會實驗，用自己測試社會的包容與開放程度。

她原本跟丹麥街上任何一位青少女沒啥不同，染髮、化妝，對身體十分自在，直到她十六歲看了古蘭經。「它說：不要將妳的美貌給人看，妳才能分辨他們愛的是你，而不是你的長相。我心想：這太有道理了！我就要這樣做。」

「戴了頭巾 怎麼找工作？」

最大的反對來自父母。每天依教規朝拜五次的父親反問：「妳戴了頭巾，以後怎麼找工作？」他很明白社會如何看待穆斯林。母親則認為她想戴頭巾是「青少年的一時胡鬧」，跟刺青、打洞同等級；要她等到十八歲，而且「別在我的屋簷下戴頭巾」。所以，滿十八歲的亞斯敏搬出家門，貫徹決心。

她和好友四處採購美麗頭巾，如同某種成年儀式，在她選定的二○○九年七月卅日這天，她的頭髮不再為世人觀看。但也從這天開始，她說，「人們自動將我放進某種分類，『亞斯敏』不見了，我只是個『穆斯林女孩』。」

亞斯敏思索著，社會可以接受女孩把頭髮染成粉紅色，卻不太能理解女孩自願戴上頭巾，「我應該有表達的自由吧？」在路上走著，她感受到注視的目光，「好像我是外星人」，在公車上她受過非善意的「推擠」，這些是她十八歲之前從未遭遇過的，但她明明是同一個人。

因為頭巾，她得接受跟著「穆斯林女性」而來的刻板印象與歧視。諸如，她被問：「妳有上學啊？」因為大部分人以為穆斯林女性是「受男性欺壓，連學校都不能上」；「妳應該結婚了吧？」因為穆斯林女人應該沒受教育，而且早早結婚生子去了。

正念護校、也是足球隊員的亞斯敏說，剛開始面對這些標籤，「我快瘋了」；但是她明白，偏見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以她加入「真人圖書館」，成為可借閱的「活書」。

一名婦人問她：「為什麼要戴頭巾？那不是男人對女人的箝制嗎？」亞斯敏回答：「我戴頭巾，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愛。」對答不是為了駁倒對方，而是為了理解彼此。「我很高興能幫助社會理解穆斯林。」亞斯敏說。（系列完）